浅谈农业现代化思想的传承与创新
农村问题始终是我们党的工作重心。在革命年代,党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,形成了一整套“三农”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。改革开放年代,“大包干”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,尤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,我们党在继承传统“三农”理论之上,又提出了很多新思路、新理念、新论断,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径。
资料图
从“两权分离”到“三权分置”的土地制度二次创新
土地制度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制度。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,不断创新和完善土地制度,是农业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。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,逐步建立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“两权分离”的制度框架,实现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创新。近年来,随着工业化、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大量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,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,农民经营土地面临的“小规模”与“大发展”“小生产”与“大市场”“小利润”与“大支出”三大主要矛盾日趋突出,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现阶段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,要更多考虑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,既要解决好农业问题,也要解决好农民问题”。为此,党中央审时度势,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,分置并行承包权和经营权,实现了“集体所有、农户承包经营”的双层经营向“集体所有、农户承包、多元经营”转变。这是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。
继承了“两权分离”制度安排精髓的“三权分置”,是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,从理论上为实现集体、承包农户、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权利的分置共享提供了支撑,在实践中为以规模经营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建设夯实了基础条件。
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的路径创新
农业发展进入新常态后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,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”。这一创新理念的提出,既是问题导向的结果,又是符合农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。一方面,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趋紧转变为结构性矛盾,加之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,出现了粮食产量、库存和进口“三量齐增”现象,造成了农业综合效益的下降。另一方面,纵观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,既是运用现代工业、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,又是以市场经济代替自然经济的过程。为此,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实现由“生产导向”向“市场导向”的转变,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变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。
一是着眼于产品,以市场需求为导向,做好“加减法”,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。“加法”是增加技术、人才等要素投入,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,保护好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,加大对农田水利、农机作业配套等农业基本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,实现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。“减法”是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,对部分供需脱节的农产品“去产能”,改变农业生产在地区、品种、品级等方面的结构性不平衡。
二是着眼于产业,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,阔步踏上“大农业”发展之路。强调把产业链、价值链等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引入农业,延伸产业链、打造供应链、拓展价值链,实现农业生产的提档升级。一方面,运用互联网思维,通过“互联网+”的方式,拓宽农业产销的边界;另一方面,运用跨界思维,引入历史、文化、民族、现代元素,大力发展创意农业、景观农业、休闲农业,培育壮大农村新业态,让农业发挥更强的正外部效应。
三是着眼于主体,创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方式。在工业化、城镇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,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引致了“谁来种地”“如何种地”等问题。通过鼓励发展家庭农场、新型职业农民、专业大户、合作社、涉农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,引导工商资本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,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,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,又是破解小规模兼业经营困局的重要手段。
以支农惠农、强农富农为目标的政策体系创新
完善的支农强农政策体系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,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:
一是转变农业投入机制与方式,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。加入WTO后,我国承诺“黄箱”补贴上限不超过农业产值的8.5%,而目前“黄箱”补贴几近触顶,逐步扩大“绿箱”政策实施规模,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与推广、土地整理、农田水利、职业农民教育培训、资源与生态保护、自然灾害救济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势在必行。与此同时,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,通过基金市场化的投融资行为等手段,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本、社会资金,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,能够发挥出“四两拨千斤”的效应。
二是在粮食生产实现“十二连增”的背景下,提出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。在新时期,只有加快建立与“转方式”“调结构”相适应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,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,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,才能真正发挥“大食品”、“大粮食”等新理念对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助推和引领作用。
三是提高扶贫精准性、有效性和持续性,跨越“止血、补血、造血”三重大门。一方面,我国过去扶贫工作多在贫困地区开展,属于“大水漫灌”式扶贫。今后,扶贫工作的重心将聚焦贫困人口,让“精准帮扶”进家入户到人头。这种“精准滴灌”式扶贫,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帮扶效果。另一方面,过去扶贫大多属于“输血”,虽解决了贫困地区的当务之急,但并非长远之计。今后,扶贫工作要通过调整、治理农业土地、资金、劳动力等经济要素“非农化”倾向,实现“止血”,再通过加大财政支农力度进行“补血”,同时,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,强化“造血”,从而有效提高贫困地区、贫困人口的全面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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